素食漫谈“佛教斋饭”

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，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，如果能吃饱穿暖后，最好还能吃得好，穿出地位。而对出家僧人而言，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，滋养色身，长养慧命，不可恣意贪食...

饮食，是生物维系色身的要件之一。一般人每日尘劳奔忙，最低限度的目标便是求得衣食温饱，如果能吃饱穿暖后，最好还能吃得好，穿出地位；对出家僧人而言，要能专心办道，首先也是必须安顿色身，但佛陀教导比丘将食物视为药，只是以食物治疗饥病，滋养色身，长养慧命，不可恣意贪食。

原始佛教时的僧人以乞食为生，在律藏中关于食的规定非常多，都是佛陀依着当时的情境而加以制定的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为适应民情风俗，中国僧人食物的来源、形式与内容，就产生了另一番新的风貌。

农禅生活 自耕自食

佛世时，比丘们身披袈裟，手持著钵，四处乞食游化，只有在雨季里，才回到精舍或固定的一处结夏安居，此时不再出外托钵。对僧人而言，乞食蕴涵著深远的意义──一方面是降伏骄慢，不贪美味，毫无选择，专心修道；另一方面则是藉著乞食因缘与居士接触，给予布施种福田、说法的机会。所以，乞食是僧人的正命，垦土掘地、种植蔬果以致伤害生命，这是原始佛教所不许的。

佛教初传中土，中国沙门仍然坚守著佛陀的遗教，后来僧人逐渐放弃托钵乞食的方式，最早可见的记录是东晋安帝义熙元年（西元四○五年）道恒的《释驳论》中指出当时沙门或垦殖田圃，与农夫齐流，可知当时僧人已开始耕种了。

为什么中国僧人无法再过乞食的生活呢？这与中国的民情及僧团在中国的发展有关。

在中国的文化里，乞讨是卑贱的行为，何况在普遍重视劳动的大社会，僧人乞食，被视为不事劳作，不事生产，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尊敬；其次僧团人数不断增加扩大，寺院又位处偏远，端赖托钵乞食有实质的困难。在此情况下，自南北朝以降，皇室贵族以赐田与舍田的方式供养僧人，不再直接布施饮食；相对地，僧团也必须自行组织生产的方式，以便自给自足。

到唐朝时，马祖大师创建丛林，百丈禅师立下清规，正式开启中国僧伽生活新型态，僧人开始过着昼而农、夜而禅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，百丈禅师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身体力行的高风亮节，成为后代僧人效法的榜样，在作务中修行也成为僧人奉行不渝的信念。

菜根香，佛门悲心长

比之原始佛教的饮食，中国佛教最突显的是素食。在佛世时，僧人既是乞食，居士供养什么，比丘就接受什么，因此佛陀并未禁止僧人食肉，除了象肉、马肉、龙肉、人肉不得吃，其余肉类，只要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（三净肉），皆可接受（见四分律）。

而大乘佛教是严禁肉食的，《梵网经菩萨戒本》即指出不得食一切众生肉，食肉得无量罪；《涅叹?分幸菜怠笆橙庹撸?洗蟠戎帧薄Ｒ源刃慕渖彼厥常??潜?踔谏?⒊ぱ?蟪舜缺?谋硐帧?

中国僧人素食也和笃信大乘佛教的梁武帝有莫大的关系。公元五一一年梁武帝召集诸沙门立誓永断酒肉，并以法令公告，违者严惩。由于帝王的推动，加上中国寺院自耕自食，广大的庄园提供素食来源，这项教团改革，收到极大的成效，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僧团仍坚行素食。

以往的寺院经济普遍贫困，加以僧人勤俭，腌酱特多，每日斋饭，除中午一餐吃饭外，多半食粥，佐以陈年腌菜。现今台湾拜经济成长之福，僧人的饮食也随著转变，诸如素食人口快速增多，素食馆相继设立，素食制成品种类多样化了。近几年更刮起回归自然之风，清淡的生食、素食自然成了新时代的宠儿，从健康的角度来看，它已渐渐脱离了宗教的素食了。

二时过堂 食存五观

过堂，也是中国丛林中特有的仪制，它在僧伽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早、午斋的过堂，是出家人五堂功课中的两堂。

当云板响起，大众搭衣鱼贯进入五观堂，依序就坐，向上问讯后维那起腔，大众齐唱供养偈，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面对充饥养身的食物时，僧人再度提醒自己，不忘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，要追随先圣先贤。早斋唱粥有十利，饶益行人，果报无边，究竟常乐。午斋则唱三德六味，供佛及僧 若饭食时，当愿众生，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。

接著维那师呼僧跋后，大众便开始用斋。丛林过堂多使用碗盘，少数寺院使用钵，碗盘皆有一定位置，不得恣意摆放，添汤加菜由行堂服务，也不得出声、恣动。在饭食中须心存五观（一、计功多少，量彼来处；二、忖己德行，全缺应供；三、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；四、正事良药，为疗形枯；五、为成道业，方受此食。）并摄心用功，或持佛名号或参吃饭的是谁。末了，大众唱结斋偈 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 当愿众生，所作皆办，具诸佛法，感念信施护持，回向众生皆得圆满。

整个过堂是一个安静的用食过程，住持和尚如有事便会在此时向大众宣布，称为表堂。每月初一、十五或特殊节日便加菜劳众，或有居士斋僧布施也加菜。

中国佛寺通常在大殿外右侧会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