尊敬的诸位仁者，大家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论语》，请看「颜渊第十二」，我们今天看第七章：
【子贡问政。子曰。足食。足兵。民信之矣。子贡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于斯三者何先。曰。去兵。子贡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于斯二者何先。曰。去食。自古皆有死。民无信不立。】
这一段是子贡问政治，孔子答复得很简要。如何来办政治？『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』，就是这三条。「足食」，就是粮食要充足，这属于经济建设的范畴，粮食就代表了所有的物质生活。「足兵」，就是兵力要充足，国防、警察、军队这些，我们现在讲的国家机器，这个要强大。还有一个，就是「民信之矣」，那就是要取信于民，国家就是政府，如果人民不能够相信政府了，这个国家也就有危机了。所以谈到政治、治国，孔子举出这三个方面，当然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。
接着子贡他很会问，这三个方面，『必不得已而去』，就是如果一定要三者去其一，那『于斯三者何先』，首先要去哪一个？这是让孔子给排排顺序，哪个是最次要的，先可以去掉。结果孔子就说了，『曰：去兵』，那就是三者必去其一的话，那就先去国防力量，国家的军队、警察，这个实在不得已，那可以解除。结果子贡又问了，『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』，那剩下还有两个，一个是「食」，一个是「民信之矣」，这两个一定要再去一个，先去哪一个？结果孔子就回答，『去食』，就是可以把粮食去掉。粮食去掉了，人民不饿死了？对！『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』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不死的，人皆有死，这也就没什么引以为患了。只要人民能够依赖政府，虽然是没有吃的，国家没有国防，人民还是能够跟国家共患难。
正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，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无食、无兵，可是人民百姓他们能够对于党有信心，这个战争最后也是转为胜利。反过来，假如人民百姓对国家、对政府没有信心了，那纵然是国家很富强，有足够的粮食、足够的国防力量，可是国家也不能安立。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了，像美国现在还是很强大的，国防力量也是世界第一。最近，我们看到新闻上报导，美国研发出一个全新的导弹，可以在六十分钟之内，从美国本土打击全球任何一个角落，这是国防力量很充足，经济还算不错，人民都有吃的，可是如果国家领导人不能够重视和谐、重视团结，这个国家迟早也会岌岌可危。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算不错，现在奥巴马总统决定从伊拉克撤军，不再继续这个战争了，因为这个战争损耗太大了。我们看到报导，这个战争花费超过万亿美元，美军死亡四千多人，这真的是劳民伤财。这战争达不到政治的目的，更没有经济的收益，只有什么？全世界人民反而对美国信心削弱了。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讲的政治，那是千古不易的真理，国家无论大小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民的信心。
我们来看《朱子集注》当中说的，「民无食必死，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」，死是不可免的。「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，不若死之为安」。所以为什么信比粮食还重要，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赖，虽然现在还不至于此，但是已经不能自立了，立不起来了，所谓人心涣散，不若死之为安。「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，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」。这是对国家领导人来言，国家领导能够把信放在首位，宁死都不失信于民的话，这赢得了人民的信心，人民可以为国家效死，我如是对人，人必如是对我。
「程子曰：孔门弟子善问，直穷到底，如此章者。非子贡不能问，非圣人不能答也」。这个总结得好，孔门弟子都非常善问，很会问问题。这种问，其实是代天下后世的执政者而问问题，而且不是一问就了，问了之后再问，再问之后还有三问，直穷到底，一直把孔子他的学问精髓都问出来。正如此章，子贡就善问，子贡是孔门四科里头的言语第一，他跟宰我两个人都是言语非常的强，所以善问。所以非子贡不能问，而又非圣人不能答，学生会问，老师会答，问和答都这么精彩，这一问一答之间，把真理就显示出来了，以资后世的执政者。
下面我们再看蕅益大师有一段批注，他批注当中引用了两位大德的评论，第一位是陈旻昭，「陈旻昭曰」，这也是明朝的一位大德，他说，「假饶积粟巨万，岂名足食？使菽粟如水火，方名足食耳。假饶拥众百万，岂名足兵？如周武王观兵于孟津，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，方名足兵耳。足食足兵，民乃信之；则去食去兵，民亦信之矣。今时要务，正在去兵去食，不在调兵征粮也」，这一段评论也是非常的精辟。他说，假使你能够积粮食巨万，粟就代表粮食，谷类的，巨万是比喻多，粮食囤得很多，粮仓都很满了，这是不是叫足食？不一定。什么叫足食？下面说，「使菽粟如水火，方名足食耳」，这个菽是豆类的，这个粟是谷类，这都是代表粮食，如水火，这是可以用来救急，真正能够使人民百姓得到好处，这才叫足食。假如说官粮，官府的粮仓充满，但是这些粮食都是只供给达官贵人的，人民百姓还是很饥饿，那就不能叫足食。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」，那只会招惹民怨，这种足食反而更使国家陷入危机。所以，所谓的足食是要大家都平等，不要有悬殊的贫富之分。所以足食还是为了取信于民，就是让民心归向。
底下又说，「假饶拥众百万，岂名足兵」，假如有雄兵百万，这是不是叫足兵？兵力充足吗？也不一定。底下举一个例子说，「如周武王观兵于孟津」，周武王是周文王的儿子，文王在位的时候，用他的德行来教化民众，民心所向，所以国力也就逐渐强大。文王当时是西伯侯，商朝的一个附属国。当他（文王）逝世的时候，天下三分之二都归附于西伯。文王逝世之后，武王继位，任用姜太公为军师，因为商纣王暴虐无道，所以武王兴兵伐纣。在兴兵之前，武王先做了一次检验，就是做了一次军事演习，就在孟津这个地方，主要是试验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民心归顺的程度。
结果他在孟津观兵，也就是军事演习的时候，这些诸侯小国纷纷响应，都率着人马前来孟津助战，这使周武王也就有坚定的信心。但是因为时机还没成熟，所以当时没有马上开战。到了两年以后，武王才真正开始兴兵伐纣。在那个时候因缘成熟了，因为纣王更加暴虐，把自己的良臣比干杀害，把箕子打入囚牢，所有的忠臣都没有办法再劝谏他，他已经完全到了民心痛恨的程度。这个时候武王就兴兵了，结果，果然这八百诸侯都响应，这就是武王这个例子。「观兵于孟津，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」，在军事演习的时候，就有八百诸侯，没有人通知他们，没有人联络他们，不期而会，所以后来武王伐纣势如破竹。商纣王的兵力是很强大的，可是因为不得民心，所以武王的才是一个小国，最后征服了大国，因此武王这才叫做足兵。
所以底下结论说，「足食足兵，民乃信之；则去食去兵，民亦信之矣」，所以关键问题是在这个信字。周武王以德服天下，所以民心所向，人民百姓对他信任，拥戴他。所以他革命成功，不需要有很强的兵力，也不需要有很强的经济后盾，食就代表经济后盾，自自然然他就能胜利。这使我们联想到，一个国家它希望国力强大，成为世界真正的领袖，重要的不是说发展国防、发展经济，都是其次，所以主要的那就是发展德行的教育。国家领导人自己带头落实德行，这才让人信服，然后民心自然就归顺，太平盛世也就不难实现。
下面蕅益大师又引方外史先生的话说，「蠲赋税，以足民食；练土著，以足民兵，故民信之。必不得已而去兵，去官兵，正所以足民兵也。又不得已而去食，去官食，正所以足民食也。所以效死，而民弗去。今时不得已，则屯兵。兵屯，而益不足矣。又不得已，则加税，税加而益不足矣。求无乱亡，得乎？圣贤问答，真万古不易之良政也」。这一段评论也很精彩，这都是可以资助政治的评论。
方外史讲，「蠲赋税」，蠲赋税就是削减赋税，「以足民食」。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真正实现了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，农民赋税已经完全免除了，这在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的。把赋税减除，这就是足民食，让人民百姓富起来，国家政府少一点收入，但是人民百姓富起来了。那人民百姓跟国家政府是一体的，百姓富了，就代表着国家富了。「练土著」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兵，地区的、基层的自我保卫的力量，让各地他们地方的这些防御力量强大起来，这是什么？令人民百姓更加的相信政府。
底下又说，「不得已而去兵」，如果是一定要削减国防，削减这些军事力量，「去官兵，正所以足民兵也」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加强地方的治安，治安力量，譬如说警察、武警，地方上的治安加强。地方都能安定了，整个国家也就安定。下面又说，「又不得已而去食，去官食」，政府的支出，相对于民间人民的收入来讲，就是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百姓的居民收入，不得已要削减的话，应该先削减国家财政收入，这都是以民为本的思想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古圣先贤讲的，国家以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君就是国家的领导。人民百姓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这些君主、国家领导，只想到自己能够丰衣足食，没有替百姓去想问题，这种政府往往会被推翻。所以为民考虑，正是为自己考虑。
底下又说，「所以效死，而民弗去」，一个政府真正为人民百姓着想，那人民百姓会感恩。你把人民当作自己儿女一样爱护，那人民也就把你当成父母一样的孝敬，所以誓死都不会离开你，那你政权就稳定了，这个是自古以来不变的真理。凡是不这么做的，那就会产生危机了。所以「今时不得已」，现在不得已，一定要屯兵，这个思惟就错误了。屯兵，就是增强国防力量，像美国研发这些最先进的导弹，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核弹头。那又怎么样？这就能使国家强大吗？就使政府稳定吗？非也！国家应该以民为本，以人为本，而人又要以德为本。德，先从自己做起。什么叫德？一心想着人民，这就是德。想着自己，自私自利，那就没有德了。
所以，「兵屯，而益不足矣」。兵屯就是国防力量再强大，过去说屯兵，那是人。这个兵，本来的意思是国防的武器，就是兵器是兵，也泛指拿兵器的人，就是士兵。现在我们就讲国防力量，既包括士兵，也包括国防的武器。现在的武器跟过去大不一样。现在武器杀伤力那是成百万倍，比过去要强，只要按个电钮，一个原子弹下去，那就是百万人、千万人丧生。现在这些世界所拥有的核弹头，可以毁灭世界多少次了，还嫌不足？还在搞军备竞赛，愈竞赛，似乎愈感到不足；愈感到不足，愈要竞赛。想到我们有一百个核弹头，他还有一千个核弹头，那我们继续要生产！那真正打起来会怎么样的结果？我这个国家的核弹头，可以把你的国家灭一百次；你的核弹头，可以灭我这个国家灭一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都叫同归于尽，这个是死路一条。
所以真正国家想强大，不是在这个国防上去用心，最重要是讲道德、兴仁义。用仁义道德来兴邦、用礼乐来治国，使民心归顺，这就是古人讲的，可以「王天下」，这是王道。你靠国防力量是霸道，即使做了霸主、做了世界警察，最后还是因为你的民心不服了，实力削弱了，最后你还得倒台。所以我们看到曾经是不可一世的经济最强大的国家，现在变成负债最多的国家。我们又看到曾经跟美国对峙的大国最后解体，它的许多核弹头，我们看到报导说，有不少的核弹头流失掉了。因为解体之后，流失了，万一落到了恐怖主义者手中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这个不是正道。
你要发展国防，肯定要从人民百姓的赋税当中抽取这些钱，你发展国防是国家财政支出。财政支出得有收入支持，收入是什么？税收，所以就不得已则加税。你看，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税愈加愈不足。为什么？支出的大。你像美国打伊拉克，打了七年，从二００三年开始到今年，花了过万亿美元。美国人口三亿人，一万亿除上三，你想想，摊派在每个人的份上，那就几千美元。你看，这么大的支出，那就国家还得要增税。所以你看看，这是走偏道了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，也是个很大的提醒，战争不能打，打不起！谁要发动战争，那就是自找苦吃，最后苦都落在人民身上，所以美国人民也是很可怜。
你看这么多的债务怎么还？美国现在的国债，要想还清，这个国债相当于美国GDP的四倍，GDP是国民生产总值，就是全美国人他们所生产的一切产品的价值总合，一年。相当于GDP的四倍，也就是说，假如美国人一年到头只生产不消费，只干不吃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，假如是这样，要还这个，勒紧裤腰带还钱，还四年才能还清！这你看看，这多辛苦！那民能够信之吗？所以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。其实这些道理，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说得太清楚，可惜我们现在人没学。学了，当然你能用上一、二条，这就可以帮助和谐社会了。所以古人讲的没错，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」，你看就这一条、一章《论语》，也可以给你治天下。
所以这样屯兵、加税，加重人民的负担，则「求无乱亡，得乎」？想不乱，可得吗？亡是亡国，亡国之前是动乱。动乱，首先是民心不稳。现在我们各国都非常注重安定，都在把安定放在首位，所谓稳定压倒一切。怎么得到稳定？像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，一九九八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，它受的打击最大。这个国家经济变得一落千丈，那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动乱、党派的纷争。所以二００三年的时候，他们的副总统邀请我们恩师赴印度尼西亚访问。我当时有幸跟着恩师一起去，我们下了飞机，这是国宾接待，走特别通道，上了他们的专车，前面警车开道，一直开到总统府，跟副总统先生见面。
印度尼西亚副总统见了我们恩师，马上就请教，说我们这印度尼西亚自从经济危机以后，一九九八年到现在，经济都很不景气，怎么解决？第二个，社会现在不安定，怎么解决？这是向我们恩师请教。我们恩师跟他回答，说你提的这两个问题应该倒过来，我们先要解决社会安定的问题，其次才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，经济是排在第二位，社会治安、安定则是排在第一位。为什么？社会安定了，投资者就有信心了，有信心了他就肯来投资，你就能吸引外资，你的经济就能繁荣起来，所以安定是第一要素。这个副总统点头，然后又问那怎么安定？我们恩师就告诉他，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，它有两个多亿的人口，而地方它比较分散，印度尼西亚所谓的千岛之国，其实它不止一千个岛，实际上它有一万多个岛，所以地方都很分散。那么要办好教育，才可以让民心有凝聚力，这是安定的根本。
《礼记．学记》上讲的，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，人都懂伦理道德、都知道因果，他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这社会就安了。怎么叫心安？一定要用教育。那要办教育，对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度，最好用远程教学。它人口分散，用远程，譬如说用电台，或者电视台。用国家的力量，请十位，不用很多，十位有道德、有学问的老师，天天在国家电台、电视台上讲伦理道德因果，讲做人。大家都跟着学，天天教学，人民百姓他自然他就心安了，哪怕是贫穷，他也不会想一些非分之想，他就会老实，他安定，这是教育的效果。我们恩师讲，假如真正这么做，用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普及全民的教育，教个半年，社会治安就大大改善；教上两年，这个国家就安定了；安定了之后，经济自然繁荣，这是真正治国之道。
所以民信之矣，这个信，你得教他才行，你真正为他着想，帮助他提升。把这个教育办好了，当然同时经济建设要搞上去，让他真正得到物质生活的提升和精神生活的提升，人就是这两方面，两方面都提升了，那人民百姓怎么会不拥戴这个政府？那这个政府怎么可能会有危机？我们看到东南亚有些国家就是忽略了这一点，你譬如说泰国、菲律宾。其实办教育，如果真正政府重视教育，那绝不会出现这些动乱的问题。菲律宾是天主教为主的国家，那就用天主教，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，办这个教育。印度尼西亚，伊斯兰教为主，它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是伊斯兰教徒，这就可以把伊斯兰教这些经典里面关于做人的道理，关于因果道德的这些教训拿出来讲。泰国以佛教为主，佛教的经典更加丰富，很可惜，没有拿出来讲！所以人民百姓，最后连是非的标准都没有了，你说他哪有这种信心？
这个信心，首先他要对圣贤教诲经过学习，他相信善的，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然后他不会干坏事，所以教育就最重要。所以《礼记》里面讲的，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」，为先，就说明比其它的更重要，比粮食、比国防都重要，那是真正帮助民信之矣。所以这里说，「圣贤问答，真万古不易之良政也」，圣是孔子，贤是子贡，这一问一答，把这个万古不变的良政给问出来了，答出来了。只要我们真正照做，一定也就能实现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。
下面蕅益大师这里还在引用方外史先生的话，「又曰：既已死矣，且道有信，立个甚么？若知虽死而立，方知朝闻夕死，可矣。不是死而后已矣的」。「既已死矣，且道有信，立个甚么」？因为孔子这里讲，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」，那如果没了粮食吃了，人民就死了，那已经死了，还说要有个信，那这里立个什么？问得好！这个问题要是没搞清楚，我们对夫子这个里头的深义不了解了。这是讲什么意思？说明人死了还有立，如果人死了没有立的，那夫子也不讲这个话了，死了就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信可言、有什么立可言的？底下就告诉我们了，「若知虽死而立，方知朝闻夕死，可矣」，就是我们要知道，虽然死了还能立，这个立，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已经死了。
什么立？那是讲我们的灵魂、灵性，证明那是什么？「不是死而后已矣的」，不是死了就没有了，后已就是完了，不是死了就完了，死了没完的，还有什么？来世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就能够悟到，身体虽然有死，可是我们的灵性是不灭的，那个灵性是真正的自己，立是立这个灵性。这里讲「朝闻夕死」，早上听到了道理，这是孔子讲的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」，早上听到了大道，晚上死了，也心甘了。实在讲，真正闻道了，你就了脱生死，没有生死了。这个身体死了，可矣，没问题。实际上，我会不会死？我不会死。反而你不怕死，你灵性能提升，绝对不是死而后已。曾子讲的，说为仁，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」？这个死而后已就不远了。真正的远是什么？死了还不已，这叫远。
所以方外史给我们点出来了这有三世，证明因果它是通三世的。所以我们真正为民，不仅现世能够得到民心，来世享福无穷。《易经》上也讲，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」。这个家，也可以说成国，积善之国也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国必有余殃。这余庆、余殃，这个余字用得太妙！余是什么？剩余的。剩余的，那还有个根本的，那本庆、本殃在哪？这就明白了，夫子讲得很含蓄，但是你得悟，要有悟性才能听明白夫子讲的话。余庆是你后世子孙享的，那是享的是余福。本庆是你自己享的，自己来世享，享的是你自己的本庆，自己本身的福报。你的余福由你现世子孙享。如果我们积不善，造作不善、造恶，损阴德，那个余殃，遭殃的是子孙，他遭的是剩余的祸殃。那本殃？自己在造的，自己要受，本殃到恶道去受。这一章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
下面我们来看第八章：
【棘子成曰。君子质而已矣。何以文为。子贡曰。惜乎。夫子之说君子也。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。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鞹。犹犬羊之鞹。】
『棘子成』，是卫国的大夫。根据《雪公讲要》的批注说到，棘子成他的学术思想跟孔子不同。譬如说这里谈到的，君子的文和质的问题。夫子曾经讲过，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」，文和质都要齐等。文，这是讲文华，表现在外面的，譬如说我们的礼仪、我们的风度、我们的言谈举止，这都是文。质，是实质，这是我们内在的德行，我们的存心，这是质。夫子讲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，文和质都是要平齐。文过而质不足，这个人就显得虚伪，「文胜质则史」，史就有点夸夸其谈了，有点虚夸了，有浮华了。「质胜文则野」，他有实质，这个人如果是有很憨厚的那种品格，很厚道，但是他文采不足，这就显得有点野，有点像乡野之人。当然两者相比之下，那质胜文是比文胜质更好，但是君子是文和质都齐等，这就叫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
结果棘子成在这里给我们讲，他说，『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』，君子有质就好了，有实质就可以了，何必还要文？譬如说某人很率直，心地很正直，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讲求礼节，是这个意思。结果子贡听到他这个话，就给他纠正，下面是子贡的话，『子贡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，驷不及舌』。子贡也是很会辩论的人，言语第一，他听到棘子成的议论就说了，「惜乎」，就是可惜，可惜什么？他说夫子把君子说成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夫子是专门指棘子成，说您老人家怎么把君子说成是这个样子？此话说得出来，驷马难追，「驷不及舌」，就是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这个驷马是四匹马拉着车，叫驷。驷不及舌，舌是讲代表这个语言讲出来了，追不回来了。
你看，子贡先给他来一个下马威，然后底下跟他讲这个真实话，说『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』，这是子贡针对棘子成所说的「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」，给他做的一个评论。文和质两个都不能偏废，这叫「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」，有其文必有其质，有其质就必有其文。底下又举了个比喻，说『虎豹之鞹，犹犬羊之鞹』，这是个问话。根据《集解》孔安国注，《集解》是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，三国时代的何晏，何平叔，他引了孔安国的批注说，「皮去毛曰鞹」，鞹就是兽皮，没了毛的兽皮。「虎豹与犬羊别者」，虎豹跟犬和羊不同的地方，「正以毛文异耳」，这毛文是表现在外面的。虎豹跟犬羊不同的地方，虎豹有皮，这个皮它上面有毛，这个毛显得这个皮就更为贵重，虎皮、豹皮当然比犬皮、羊皮要贵重。「今使文质同者，何以别虎豹与犬羊耶」？假如说把这个毛都去掉了，就剩那层皮，那虎豹的皮跟犬羊的皮就分辨不出来了，都是脱了毛的皮，看不出来哪个是虎豹皮，哪个是犬羊皮，是带着毛才分得清楚。所以这个文也是重要的，文正显出了质，正如虎豹的毛才显出虎豹的皮的贵重。
所以他这个话是抨击了棘子成的论调，棘子成说要质就行了，不要文，那不行。所以一个君子必须有质，也要有文，质当然更重要，它是德行。有了德行，还要讲求礼仪，对人要恭而有礼，他有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风度，表现出那种庄重的威仪，言谈也要非常的有礼有度，言语举止才体现一个君子。这些表面上的反映出来能够让人家接触到的这些礼文，实际上正是反映出君子的实质。正所谓「诚于中而形于外」，你里头的德行肯定是跟你表现出来的一致，不可能相反的。你譬如说你内心对人恭敬，你肯定会表现出对他有礼，不可能说对他很恭敬，但是对他没有礼，那质和文不相应，这说明那个质也是假的。所以子贡在这里讲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，文质是相应的。
蕅益大师《批注》里面讲，「有激之言，快心之论。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」。「有激之言，快心之论」，就是说子贡这一番话讲得精彩，激荡人心，快心之论，让人听了很快意。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」，这是讲文和质，这个文，礼文跟实质，这两个缺一不可，就是不可无一，一个都不能缺，缺文不行，光有质，没有文不行；光有文没有质，那更不行，不可缺一。「不可有二」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能够把文和质对立成二，虽然这是二，但是它是一，一而二、二而一，所以不可有二。棘子成的毛病就犯在他把文和质对立成二法，所以他才会说「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」，这是把质和文对立起来了，把它分成一分为二了。那这个二还是一，你有其文，自然有其质；有其质，自然有其文，它们是个表里的关系，是一体的表里，不是两个东西，是一桩事情，这叫不可有二。
底下又说，「文，也是皮肤上事。质，也是皮肤上事。须要知文质从何处发生出来。譬如活虎豹，活犬羊，总是活的。若虎豹之鞹，犬羊之鞹，总是死货耳。子贡一生说话，只有此二句，大似悟的，可与文质彬彬章参看」。子贡有激之言，快心之论，我看蕅益大师也是有激之言，快心之论。他这里讲，文是皮肤上事，质也是皮肤上事，这是就子贡的比喻来讲的。虎豹和犬羊的皮，这个皮上面有毛，那个毛是代表文，皮是代表质，所以这两个都是皮肤上的事。这里要须知「文质从何处发生出来」，这个毛和皮从哪来的？虎豹上的皮毛，那是虎豹身上来的。这个虎豹，这里讲的，「活虎豹，活犬羊，总是活的」，那都是活生生的。整个虎豹，那就是把这个文和质给你显出来。犬羊也是，这活的犬羊，把这整体的文和质都给你显示出来。
如果是单用去了毛的皮，叫「虎豹之鞹，犬羊之鞹，总是死货耳」，这里是讲到，如果没了文，只讲到质，这个质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孔子讲文质彬彬，质，它是活的一个质，它是能表现的，不是死呆板的，没有表现的，那是死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能只要个死货，应该要个活物。譬如说我们有德行，这德行你要表现，你有用，那才是真正的德行。见了父母，我们就孝敬；见了尊长，我们就忠顺；见了晚辈，我们就慈爱；见了兄弟，我们就友悌，这就是活的。你有所表现，有体也得有用，没有用的体，那个体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这是说明我们学圣贤之道，要用得起来，所谓活学活用，那是你真正自己的，那说明你有这个实质。用不出来的，那说明也不是你的实质，可能你只学了一些言语皮毛而已，那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。所以子贡这番话很有味道，用这个虎豹、犬羊的皮来做比喻。
所以蕅益大师说，「子贡一生说话，只有此二句，大似悟的」，这个评论也满有趣味的，子贡很会说话，但是一生说的话，蕅益大师都觉得不怎么样。除了这两句，就是这里对棘子成讲的这两句话，大似悟的，这是他真正有所悟处，有了实学，讲出的话那就听得顺耳，蕅益大师听了顺耳。所以这也正是子贡，他的问题在于什么？文多于质。如果质不足，而文（言语也是文）太过突显，这个也说明他不是真才实学的，那他的言语、他的那个文也就看不上眼了。所以蕅益大师这里门坎也很高，他来评子贡。
他说，「可与文质彬彬章参看」，这一章我们刚才也提到，它出自「雍也第六」。我们把这章经文就读一下，「子曰：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」。这个文和质，如果用子贡所说的毛和皮来比喻，那么蕅益大师点出来，它有一个根本，这里讲的，「从何处发生出来」。蕅益大师在批注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」这一章经文，他还用了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更好了。他说譬如有个树，这个质就是树的茎，文是树的花叶，这花叶你看出来很美，这是文；茎你不怎么去看，那是质。但是还有一个树根，树根是文跟质的根源，所以文和质就从这里发生出来的。假如这个根好，这个茎也会好，强壮，花叶也会繁茂，这就是真正文质彬彬，彬彬是生机焕彩的样子、繁茂的样子。那么什么是根？也就是这个文和质都从哪出生的？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质是德性，文是我们的学问、文章、言语、礼仪。古圣先贤教我们，「尊德性而道问学」，德性跟问学从哪来的？都从自性中来，从自性中流出，那是真正的德性、真正的学问、真正的文章、真正的礼仪。所以我们要学圣学贤，要学到哪？要通到自性，这样的文和质都有了生机，它有个根源，就不是死的，而是活的。
好，这章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面我们看第九章：
【哀公问于有若曰。年饥。用不足。如之何。有若对曰。盍彻乎。曰。二。吾犹不足。如之何其彻也。对曰。百姓足。君孰与不足。百姓不足。君孰与足。】
这一章是鲁哀公跟有若的对话，有若是孔子的弟子，鲁哀公在这里『问于有若』，向他请教，他说『年饥、用不足，如之何』？「年饥」，是遇到了收成不好的这一年，饥荒年，「用不足」。这是什么？因为年头不好了，鲁哀公这是国君，他的费用就不足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有若说了，『有若对曰：盍彻乎』？这个「盍」字就是何不，「彻」，就是用彻这种赋税制度。根据《雪公讲要》里面引的《皇疏》引《孟子．滕文公篇》，《皇疏》是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，他引用了《孟子》的「滕文公」这一篇里面说的，「夏朝用贡法，殷朝用助法，周朝用彻法」，这都是税法，就是征税的这种法律。「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法」，换句话说，税率是十分之一，人民百姓，这是农民要缴税，就是缴十分之一。有若在这里劝鲁哀公实行缴十分之一的这个彻法，就是沿用周朝的税收制度。当然，夏商周三代都是十分之一的税。
根据《雪公讲要》这里讲的，「鲁国自宣公十五年」，就改变了这个税制，本来是周朝沿袭下来的税制，他改了税，改成收十分之二了，百分之二十的税收，一直到鲁哀公都是这样，所以缴的税，赋税就重。所以有若在这里建议哀公，恢复到原来周朝应用的彻法这个税收制度，就是征十分之一的税。结果鲁哀公就说了，『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』？这「二」就是十分之二，现在我征十分之二的税，我的费用都不足了，你还教我恢复到十分之一的那个彻的税法，那怎么可以？有若就跟他回答说，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？改变了税法之后，人民百姓那就少缴税了，少缴了税，那百姓就足了。他少缴税了，剩的钱就多了，他就会富一点了。即使是鲁君他的税收收入大大减少了，可是，「君孰与不足」？
根据《皇疏》，皇侃的《义疏》，引江熙先生的话。江熙是晋朝时代的经学家，他也有一个《论语集解》，跟何晏他的题目是一样的，都叫《论语集解》。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，主要是反应汉朝时代大儒他们的注疏这种思想；江熙的《论语集解》，是反应了晋朝这个时代主要的这些先儒的批注，也是很有价值的。他这里讲，「为家者，与一家俱足，乃可谓足，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」？为家者，这就是当家的，像一国之君这是当家的，或者是大夫，他是为家者。应该是什么？当家的这个人，就是家长，他要跟一家人一起富足起来，这才可以叫足。怎么能说我自己一个人足了，足一己，那怎么能叫谓之足？自己满足了，自己收入多了，那岂能叫足？你自己收入多了，家人要是收入少了，那就还是不足。假如家人都丰足了，你也跟着足了，因为你是当家的。所以有若跟他讲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都丰足，百姓就像一家子家人一样，家人都丰厚起来了，你不就是水涨船高了吗？你也就丰足了。换句话说，『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』？百姓要是贫穷了，你又岂能够说丰足？你跟百姓是一体的。
当时鲁国，我们都知道三家专权，季氏为带头的三家，所以他们的势力很广大，田地很多。所以鲁国的很多这些税收，可以说大部分都由这三家给夺去了，三家中饱私囊，所以鲁君的收入反而很少。所以，纵然向农民征税征得再多，鲁哀公的收入也不见得会增加多少，因为这些税收都是到了三家手中。所以有若这里讲的，「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」，也是暗指这个事实。所以与其是这样，让民众增加税收而贫困，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，那不如干脆把税率降低，让人民丰足一点。人民丰足了，感你的恩，对你就更加效力，那你也会慢慢丰足起来，你有民心。这样的话，三家的势力就会削弱，你可以把政权慢慢收回来。当时，孔子也曾经帮助过鲁君收复三家的权力，但是不能成功，孔子曾经提出堕都，就是把三家的城墙给堕掉，就是为了把这个权力收复到国君手上，但是后来失败。降低税率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，所以有若这样跟他建议，实际上，那都是为国着想。
底下我们再看雪公引姚鼐先生他的一个评论，「姚氏鼐」，姚是姓，所以叫姚氏，名字就叫鼐。姚鼐是清朝安徽桐城人，他跟方苞、刘大櫆三个人创立了桐城派，这是我们恩师的故乡，桐城派，庐江、舒城、桐城这三个城，就是桐城派的发源地。这位姚鼐先生他也是很有才学，他在批注《论语》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，他是在《惜抱轩经》说的，这是《惜抱轩全集》里头的，因为姚鼐自己号惜抱先生，他的住所叫惜抱轩。他在批注当中说，「与，犹谓也，周人语多如此」。这个与是君孰与不足、君孰与足这个与，这个与就是当谓，这是周朝人很多是这样讲话，也就是说孰谓足、孰谓不足。底下说，「有若言百姓足，即当谓之君足，君用小乏，亦不害其可谓足也」。有若这里讲百姓足，这就可以说是君也足了，国君跟百姓是一体的，百姓丰足起来了，国君不也就水涨船高了吗？所以也可以说君足。可是，如果百姓不足，那就真正可以说君不足了。
所以君用小乏，稍微少一点费用，也不害其可谓足也。像鲁哀公他抱怨自己费用少了，那是他自私自利的考虑。他要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虑，他就不会说这个话。即使自己费用减少一点，人民富足了，那自己不也就富足了？而且这种富足是可持续性的，人民对你更有信心了，更拥戴这个政府了，那你可以长久的丰足。这就是我们讲的持续发展，科学发展观。鲁哀公没有科学发展观。所以有若给他提醒。我们现在看到国家已经取消了农民的赋税，这种做法，要是遇到有若了，有若一定会拍手称快，他会讲百姓足了，也就是党和政府的足。即使财政收入少一点，「君用小乏，亦不害其可谓足也」。
蕅益大师《批注》当中说，「格言良策，万古不刊，当与去食去兵章，刻于宫殿」。这一段话，有若讲的这个话，可谓是格言良策，格言就是真理，可以传世的言语；良策是优良的政策，国家要是真正用这个政策，那一定是安定繁荣。万古不刊，这个应该是万古不易的真理。这一章应该与「去食去兵」章，就是前面子贡问政，孔子告诉他这个回答的问题这一章，两章应该都刻于宫殿。宫殿是国家，国君办事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中南海、美国的白宫，应该刻在这些地方，使国家领导来借鉴。这是第九章讲到这。
下面看第十章：
【子张问崇德辨惑。子曰。主忠信。徙义。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。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。又欲其死。是惑也。诚不以富。亦祇以异。】
这一章是子张向夫子请教，请教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崇德，一个是辨惑。这个『崇德、辨惑』，实际上是古时的成语，这个崇字是高的意思，崇高，就是崇高其德行，这个崇字是动词，怎么使德行崇高。辨是辨别，辨别疑惑。子张问这两条，孔子是分别答复，先是说「崇德」。所以，『子曰：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』。怎么样使我们的德行崇高？夫子讲了，第一个，「主忠信」，就是以忠信为主。主是什么？内心的主宰，以忠和信做为内心的主宰，忠是忠实、忠诚，信是信实，不骗人、不自欺、不欺人，这是忠信，这是德行的根本。
现在我们学圣学贤，这忠信两个字是根本，忠信的根本立好了，再加上好学，你一定能成圣人。夫子讲的，他老人家曾经讲过，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」。十室之邑是小地方，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、小小区，你一定能找到像孔子那样的忠信之人，有忠信的根的这种人，这是德行的根本。换句话说，你想成为像孔子这样的圣贤，必须扎根。怎么扎根？我们恩师很具体的告诉大家，就是扎好儒释道三个根，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道》，你把它落实，忠信的根就扎好了。忠信，实际上就是德行，也包括孝悌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这都是根。扎好根之后，够不够？不够，还得好学。夫子说，十室之邑能找出忠信如丘，就是如孔子的人，可是为什么没有个个像孔子？因为不如孔子好学。
怎么好学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是真正好学。耐心的把你的学问做好，精进，精是专精，不能搞夹杂。所以，我自己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你看辞职以后将近四年，都是在根上去扎，扎什么根？就是主忠信，把德行根扎好了，然后选择一门深入。老人家已经指定了，让我一门深入到《无量寿经》上来，十年好学，希望能够有所成就。所以我们老人家也提到，「三年扎根，十年专修」，这种学习次第，孔子老人家也是这么说。但我比普通人要差些，三年根没有扎好，现在扎了四年，你们应该比我要强。主忠信，这里底下讲的，「徙义」。这个徙义，什么叫徙？徙是迁徙，义就是当作宜字讲，合适的、合理的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事，这叫义。如果我们有不义，就得马上改过来，这叫徙义。要按照这个合理的、合法的这事来办，这叫徙义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改过自新。所以要扎根，和你要好学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改过，圣贤之道，自始至终就是改过而已。佛家讲断烦恼而已，你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就证阿罗汉；把尘沙烦恼也断了，你证菩萨果位；把无明烦恼都断了，你证佛果位，这叫徙义。原来有不义，有烦恼就是不义。
所以蕅益大师这里讲，「能主，方能徙。不能徙，便是无主」。这个能主是什么？主忠信。你有忠信的根，你自然就能改过自新，这样对得起自己。如果有过不能改，那是对自己不忠，对老师不信，没有信。所以一个真正有德行的根的人，他就有所成就，他就能改过自新，他对自己负责任、对老师负责任、对父母负责任。不能徙，便是无主，你有过不能改，你忠信的根都没有，不管学什么，都不能学成就，大经大论学了都是变成常识而已。所以重视扎根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，这叫崇德，主忠信，徙义，是「崇德也」。
底下夫子又说，『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』，这是「辨惑」。惑是迷惑，迷惑起于心。人心的迷惑，这很难讲，所以孔子在这里用事例来说明，他做了个比喻，说比喻你喜好一个人，你就欲其生，「爱之欲其生」。假如有一天，突然你改变了，你厌恶他了，厌恶，你又欲其死。这自古以来很多帝王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古人讲「伴君如伴虎」，高兴的时候，他宠爱你；忽然他不高兴了，他就把你斩头了。这不仅是帝王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。虽然不至于要把一个人害死，但是你厌恶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生气。生气，你可能会有很多恶念产生，纵然没有让他死，可能你想把他赶走，你甚至会诅咒他。你爱他的时候，你希望他长命百岁。最明显的夫妻之间，刚结婚的时候，火热热的，爱之欲其生，希望白头偕老，到地老、到天荒，永不相离。好了，一吵架起来，「恶之欲其死」，赶快走吧你！讨厌！这个是什么？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」，这就「是惑也」，这就是迷惑，这人颠倒，所以我们要辨别清楚。孔子举这个例子举得很形象，马上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惑了。
蕅益大师《批注》中说，「四个其字，正显所爱所恶之境，皆自心所变现耳。同是自心所现之境，而爱欲其生，恶欲其死，所谓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也，非惑而何」？蕅益大师这里解得就深了。他讲这四个其字，第一个「爱之欲其生」，第二个其是「恶之欲其死」，第三是「既欲其生」，第四是「又欲其死」，你看四个其字。正显出所爱所恶之境，你爱它的，还是厌恶它的，这个它是境界，外面的。这境是哪来的？「皆自心所变现耳」，境由心造，你所爱的、所厌恶的，都不出你的心，全是你的心变现的。就像一个人作梦一样，梦境里的人事物，不管你爱他也好，厌恶他也好，全是你这个作梦的心变现出来的，换句话说，都是你一个自己，都是你这个心。
所以「同是自心所现之境」，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要去爱、恶？所以有爱、有恶，这就是迷惑。迷了什么？迷了，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真相是一切法由心想生。外面境界没有什么好坏，蕅益大师讲过，「境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于心」，你说外面有好丑，好的我就爱，不好的我就憎恶，那全是你自心在那里迷惑颠倒使然，全是自己分别执着所致。所以这里讲，「而爱欲其生，恶欲其死，所谓自心取自心」，你这个爱和恶是你自心的，能爱、能恶之心和所爱、所恶之境，都是一不是二，这不就是自心取自心！你要觉悟，你就婉然一笑，何必去用爱恶？平等的，好丑都平等，所以爱憎也平等，怨亲也平等。如果自心取自心，在这个本身是一心当中一分为二，然后把这个心和境又对立起来了，产生这个爱憎的烦恼，「非幻成幻法也」。这是什么？心本身是一个幻，虚幻的，那个法，境界也是虚幻的，你迷在当中把它着实了，把它当真了，那你不就是「非惑而何」？你这不是惑，是什么？这是最大的迷惑，这叫无明。从此觉悟了，就是立刻放下分别执着。
最后一句，『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』，这两句是补充的话。这句诗是《诗经》里的话，是出自《诗经小雅我行其野》篇。根据郑康成的批注，说「祇，适也」，适合的适。「言此行诚不可以致富，适足以为异耳。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之」。「诚不以富」，就是我们这个行为，诚然不可以致富，怎么能够适足以为异？这句话是一种贬斥。
《朱子集注》里面他引程子的话，说这两句话是错简，就是可能是古人抄这两句诗抄错地方了，把它摆在这，所以这上下文不连贯，这一句就没办法解释了。雪公这里讲说，咱们不讲了，这很难讲，上下都不流畅，可能是错简，所以只存疑就好。当然也有的人，像李卓吾先生的《四书评》里面就说，这两句诗放在这正好，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是引两句诗来证明迷惑这个意思。这个，我们就留待读者自己去斟酌。根据程子说，「此错简，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」。这是在第十六篇的，我们以后会讲到。齐景公他死的时候，有一千辆的马车，但是人民对他并不赞赏，不称赞他的德行。所以这样的富又有什么作用？当然，这也是迷惑。所以用这里讲，这就是也讲得通。
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有讲得不妥之处，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！